摘要
20世纪80年代,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夫妇首次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认为“‘文化记忆’所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由于人脑的有限性,人类记忆不可能承载所有的信息,因此只有将记忆转移至“外部存储系统”中才能得以延续与传承。然而,并非所有的过去与经历都有机会得以留存,“只有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才会被回忆,而只有被回忆的过去才具有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文化记忆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记忆”及“怎样记忆”的问题。置身于后疫情时代的今天,故事影片《中国医生》的上映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意义:将全民共同的抗击新冠疫情经历以影像化的形式凝聚为“共同体的记忆”,并通过阐释、传播、分享与评论的作用建构起一种共享的过去,引导着人们对电影的接受,继而实现弘扬主旋律,书写抗疫精神的价值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