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耳集》之争与古代文学研究机制的生成

发生在1922-1924年之间的《卷耳集》讨论,背后隐藏着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和以郑振铎、顾颉刚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之间的时代争论。以“整理国故”为指导思想的文学研究会,对于古典资源的基本态度是以科学方法进行“整理”,而郭沫若借助《卷耳集》实践所呼吁的,则是以审美体验为本位的基本取向,这是《卷耳集》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两种路径的碰撞反映了“现代”学者在“如何研究和定位古代文学”上的深入思考,呈现出古代文学研究“规范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张力。在百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论争,不仅能够使我们重温“新文学”的艰难创生,而且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机制等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中的诸多问题仍值得深入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