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利用《春秋繁露·止雨》篇及银雀山汉墓所出历谱,可以确定董仲舒“天人三策”对策时间为元光元年(前134)五月,在汉武帝开始尊儒之后,而非之前。独尊儒术的过程中,田蚡和公孙弘先后是关键人物,董仲舒的作用并不突出。汉宣帝初年,为了制衡霍氏家族,宣帝重新赋予丞相实权,起用儒生魏相为相。魏相喜用汉故事,从档案中整理出许多策奏以供参考,并特别推重贾谊、晁错、董仲舒的奏议,此后三人的文章开始在儒生间流传。至刘向则对董仲舒推崇备至,并直接影响了《汉书·董仲舒传》的纂述。以刘向为代表的儒生群体有意无意地重塑了西汉历史的叙事结构,通过强化贾谊、董仲舒等儒生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凸显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出处
《文学评论》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2期186-196,共11页
Literar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