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