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祐大臣的笔记、自传、日记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南宋史书的重要史源。然而,元祐大臣在对元祐史事的追述中常因维护自身及盟友而曲写史事。梳理元祐时期与“调停”说相关的史实经过,对勘苏辙《颍滨遗老传》等私人记述,可以说明苏辙所述吕大防、刘挚力主“调停”的说法不实。另外,苏辙、刘安世等人叙述的朝局因“调停”转向“绍述”的逻辑亦不妥。终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氏、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人为巩固元祐政局而实行有限度的人事包容,但在元祐中后期,这一做法被元祐强硬路线限制而难以展开。元祐政治失败的主因,是一些倾向熙丰却隐藏心志的后进,借助元祐大臣的提拔,参与政争,并逐步攻去元祐大臣,最终鼓动宋哲宗绍述。苏辙的自传,含有推卸参与政争及提携变政者之责的用意。
出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1年第2期82-100,共19页
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