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到《三十自述》:1902年梁启超的器与道

From“New Historography”to“Thirty Autobiography”:Liang Qichao’s Qi and Tao in 1902

《新史学》与《三十自述》传递出梁启超在1902年关于学术、政治与天职的思考。作为一位从旧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新史家,梁启超具备了从内部攻击旧史学的动机与能力。《新史学》随处可见对旧史家、旧史书与旧史学的指责,表现出誓与旧史决裂的心意。但《新史学》的撰写意图不是单一的,或者说梁启超凭借此文不止要在史学上有一番大作为。《新史学》还是一篇“谤书”,梁启超口诛笔伐的是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专制君王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旧的政治文化观念。1902年,梁启超激烈批判旧史学,非议帝王政治,其中有理想、有行动,但相较而言,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驱使他发出这些言论并不断付诸实践的,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国民责任,或曰天职,这才是他平生所怀抱的“道”。1902年之后,梁启超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笔舌生涯”中踽踽独行。尽管梁启超手中之器屡变,心中之道却始终不改。这是梁启超留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