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Analysis on Capital-Obsession Complex of the Imperial Scholars in the Tang Dynasty

唐代士人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恋京心态,当时的诗人甚至说“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在这一心态制动下,不仅有大量士子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身不在长安的唐代士人们也参与创作了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其中,贬谪文人和动乱流寓文人的思京恋阙情绪尤为强烈。流贬士人从离京赴任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社会动乱流寓在外的文人如杜甫、韦庄等,他们思念长安的精神内涵,除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思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更高的思想境界。与前后朝的士人相比,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因之所创作的恋京诗也蔚为大观。这一现象在本质上缘于唐人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和执着的事功精神。即使在政局紊乱、救时无方的中晚唐,士人们无奈退避,对长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也未曾真正放弃对事功的追求和长安的眷恋。此外,这一心态还与唐人心中的长安情结与盛世情结、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人重内轻外的任职观念诸时代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