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双雪涛的新东北寓言存在一种结构性缺陷,那些关乎下岗工人“生存”之道的叙事与暗示他们“精神”力量的叙事之间存在一种疏离,前者无法令后者产生说服力,后者也无法为前者提供支撑。反而是他包括《聋哑时代》在内的“少年故事”,与他的新东北寓言中的“精神”部分产生了呼应,甚至可谓互文。更进一步而言,他塑造的少年天才,他们纵情纵才的少年时代,与他们或驯服或毁灭的中青年的对比结构,更有资格成为近代东北的象征,因为其中存在“天才”的现代神话向“天才毁灭”的后现代史诗的转移。双雪涛叙事的历史主体限制在于它即使亲历“当代”,仍无法达成对当代史的理解;而这一点又是双雪涛“师承”的先锋作家们建构的一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