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在与一苇和她母亲可凡的关系当中,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心理师、父亲的老同学、叔叔、朋友,还是她叫的哥哥,或别的。和很多早期的同行一样,我也是半路出家的。从鹤岗辞掉厂部宣传科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我还做了不少年头跟煤有瓜葛的生意,譬如劳保用品、小型机械啥的,都是跟人合伙,拿小头。后来煤矿关的越来越多,慢慢地终究做不下去了,以前赚的些许都赔了进去,一直没在北京扎下根来,家庭也破裂了。有一段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晚上睡不着觉,从单人床上起身成了登长白山一样的事。有一次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之后,身体轻飘得像张纸,肚子却咕咕雷鸣起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出处
《长江文艺》
北大核心
2022年第10期76-81,86-101,共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