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直以来,《资本论》中叙述方法的“先验的结构”都被视为马克思借用《逻辑学》方法的凭证。而当下风行学界的“新辩证法”学派通过共时性的逻辑化阐释将两部著作的通约坐实为一种体系化的解读。其中,阿瑟将叙述方法的范畴运动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体论建构,以达成逻辑必然性的自洽;而史密斯则立足一种现象学视角将这一“先验的结构”视为一种切中现象本质的真理方法,并为开辟现实道路作积极准备。然而,这一体系化的要求在遭遇历史性的发展要求时陷入了单向度的哲思:一方面,由于坚持资本形式与逻辑理性的“同一性”要求,而忽视了隐藏在“表现机制”下的不可消解的物质性内容以及主体性意识;另一方面,也因为对“科学性”的坚守而撇弃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可能,从而将《资本论》的论著目的局限于解释世界,进而消解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资本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延伸,它确实存在与黑格尔辩证法共性的部分,但二者决不能划为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