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事件论形态演替与中国接受析疑

On the Morphological Succession of Literary Event Theory & Chinese Acceptance

正成为学术热词的“文学事件”,究竟是确实提出了此前未有的新问题,还是仅用新标签重复着已有研究论题,这取决于对其学理演替的深入考辨。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作为出处的、以阿特里奇为代表的英美文学事件论,是语言陌生化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结合性翻版。结合阿特里奇的后理论文集编者身份与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主张分析,这一形态的出现与英美学界对理论的反思同步,它由此包含对理论的语言论盲点的批判,客观上引出了超越语言论之后的两种文学事件形态,即文学事件在法国当代理论中的差异形态,以及渊源于本雅明等德国思想的晚近戏剧研究中的历史形态。在推崇“不隔”的现代中国,接受“文学事件”时须构造一个突破可能性范式的中介,才能化其完整形态入中国母体,这在抒情传统与说书传统强盛的我国语境中颇具难点。文学事件论的中国接受,因而提供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防范性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