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乾隆以前的“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1]梁的述评反映了多数方志因未能纲举目张而显得芜杂无序的情况。在宏观层面上,县志作为官修志书系统中的基本,相对“一姓之书”的正史记载了大量有关民间生活的信息,同时又反映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常常被学界当作无可置疑的史料来利用;但从微观层面看,县志本质是一种经由时人建构的地方性文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县志的编纂实则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复杂生态。
出处
《岭南文史》
2022年第1期41-47,共7页
Lingnan Culture and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