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阿保机称帝建元后,契丹的征服倾向经历了由北向南的变化,“草原本位”逐渐隐匿,“中国之志”成了辽前期统治者的共同抉择。以往学者多从经济视野出发,思考契丹人缘何南下入主中原,该观点过度强调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拔高游牧民族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从而预设了契丹南下的必然性。实际上,契丹乃至北族南下现象的背后体现出的是部族体制走向集权国家的历史路径,“皇权”在北方草原腹地没有根基,统治者只能借助中原汉地实现集权政治的建设,故屡有逐鹿中土之举,此即“中国之志”产生的根源。
出处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22年第4期96-102,共7页
Social Sciences in Heilongjiang
基金
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耶律阿保机建国史事真伪研究”(13021112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