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而已”及其诗学展开——1927年“清党”事变后鲁迅的沉默与言说

“That’s All” and Its Poetic Expansion: The Silence and Eloquence of Lu Xun after the 1927 Massacre,the Purge

随“杂文的自觉”而来的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在展开之初,便于广州遭遇“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对这种政治恐怖和历史虚无的体验与文学应对,都深刻塑造了鲁迅杂文的内在质地和外在风格。《〈而已集〉题辞》重复了《华盖集续编》之“续编”前的无题诗,用“‘而已’而已”这个特殊的限止语重叠递进句式,为杂文以语言和形式的紧张去捕捉、把握现实提供了基本语法。《〈野草〉题辞》是这种基本语法在“清党”事变之后最直接的,但却是借助“散文诗”形式中介的扩展、表演和写作方法论表现。杂文诗学在此明确化之后,随即“收敛”进语言内部,以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的方式重返白话新文学自我建设的路径。《小约翰》的“成人童话”和名物学,在这两个关键方向上继续拓展和辨认新文学自身的内心视野和经验世界的确定性。鹤见祐辅翻译系列则以“书斋生活及其危险”和“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等主题动机,亦隐亦显地传达出鲁迅杂文与时代之关系,为1927年鲁迅杂文“自觉”和“成为自己”运动的加冕之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