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史前农牧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扩散推动了人类生业模式的时空变化,对人地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是汉代之前东西方交流和农牧业扩散的主要通道,但史前农牧业扩散交流和人类生业模式变化的时空过程尚未清晰.文章总结分析了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沿线地区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的动植物遗存资料,以及人骨碳同位素数据,结合测年数据和古DNA等领域的进展,梳理了史前农牧业扩散和人类生业模式变化的时空过程.结果显示,10500~6000a BP东西方农牧业交流通道尚未贯通,草原之路-绿洲之路西段人类主要生业为种植小麦、大麦和饲养牛羊猪等家畜,东段人类主要生业从狩猎采集逐步转变为粟黍农业,狩猎仍占重要地位;6000~4000a BP欧亚草原成为重要的农牧业交流通道,草原中南部出现了最早的东西方农业元素交汇信号,草原之路-绿洲之路东段大部分地区粟黍农业和家猪饲养的重要性增强;4000~2200a BP农牧业传播以绿洲通道为主,粟黍西传对草原之路-绿洲之路西段人类生业的影响在3000a BP后有明显体现,中段绿洲农业和牧业交错发展,东段生业模式格局显著变化且呈现空间分异.农牧业人群扩散交流是草原之路-绿洲之路沿线地区生业模式时空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气候变化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评估.
出处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CSCD
北大核心
2022年第8期1476-1498,共23页
Scientia Sinica(Terrae)
基金
国家重点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编号:2018YFA0606402)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项目(编号:XDA2004010101)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编号:2019QZKK060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