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新媒介——论梁启超的报刊实践与共同体想象

本文以媒介实践的视角切入梁启超的政治概念“群”,探讨晚清的新媒介报刊如何介入以士人与宗族为国与民中介的“礼治社会”。梁启超从社会变革的整体考量,报刊以士人为读者,凭借人际关系、科举改制、官员支持取得成功,其社会基础是士人和宗族围绕“家礼”构建的“礼治社会”。报刊的同时性打破知识的崇古取向,阅报重建共同体;对地域、阶层、人际关系的脱域,建立起国与民的联系。在报刊实践中他感知到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赋予“群”不同于“礼分”的“通”的内涵,最终用足以概括所有人的抽象词汇“国民”取代“群”,引发文体转变与通俗艺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