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的“爱”、“文学”与“主义”--从他的译介读入

从延安回到大后方后,卞之琳的译介活动体现了他比较根本的关于文学和人生的见识,以及达成见识的道路。卞之琳十分肯定他所翻译的《紫罗兰姑娘》里榜样人物表现出的人格取向;对其中他感到有所遗憾的人性,他开出的药方是纪德。从抗战全面爆发前翻译纪德,到《慰劳信集》中借用纪德,再到在《山山水水》及多篇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文章中阐释纪德,卞之琳完全领悟了纪德从感官、爱和小说家到社会主义的通路。感性通路的达成,不一定比通过知识理论形成主义的道路脆弱,反而可能因其与感性和经验更紧密,所以更具有不可剥离的特征,这也许是文学史上卞之琳文学与人生形象一贯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