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的注意力不断被碎片化的资讯稀释,这对舆论监督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喧嚣的舆论环境下,舆论监督报道要实现监督力度,首先应具备足够的传播力。但片面追求传播效果和监督力度,则又容易让报道陷入情绪化,导致激扬有余,建设不足。本文以舆论监督报道《执法车被谁装了跟踪器?》采写过程为例,试论如何通过兼顾传播力和建设性,实现报道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021年4月,温州市交通执法队在多辆执法车的底盘处发现了来源不明的GPS跟踪器。
出处
《传媒评论》
2022年第7期19-21,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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