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达·芬奇身上的“西方性”固然毋庸置疑;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西方化”形象的流行,却有意无意地导致他身上同样重要的“东方性”和“世界性”因素遭到遮蔽,致使达·芬奇之所以伟大的真实原因,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4年西葡两国制定瓜分全球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是影响早期现代世界史、重塑东西方历史命运至深至巨的三个重大时刻。与这一时代同框的达·芬奇,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会对于他的时代作出怎样的回应?作为地图圣手的达·芬奇,他是否意识到他所在世界的整体性?又是如何认识这样的整体性的?他画过这样的世界地图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位于怎样的空间位置?对于构筑这个世界的整体性,他又有过哪些匪夷所思的规划、想象和贡献?本文是笔者关于“达·芬奇与东方”系列研究的第一篇。
出处
《中国文艺评论》
CSSCI
2022年第8期47-65,共19页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