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空间越稀缺,越需要理性化秩序实现空间效率。城市化初期,公共空间的稀缺性上升,而空间规则未成形,常以混混治街或摊贩自治等社会化方式建立起空间排斥规则;在空间稀缺性陡增的快速城市化时期,理性秩序短期难以自发形成,建立与维护空间排斥规则的方式取决于国家的意愿与能力;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成熟期的中心街区,空间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空间秩序以可预测的法律手段调节维护。从空间稀缺性矛盾与规则需求的不同组合,解释城管执法案例中呈现出的时空差异:城市化加速期,城管执法更多承担城市空间扩张的强制工具角色,采取运动治理方式实现快速征地拆迁目标;城市化减速期,则承担空间管制的行政工具角色,采取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实现空间增值目标;在城市化成熟期的中心区,主要承担着为公共空间治理提供基础秩序的公共服务角色,采取科层治理方式实现空间和谐的目标;而在城市化成熟期的边缘区,在资源不足与问题繁杂的矛盾中,则以简约管理方式实现权宜的治理目标。
出处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2年第4期81-92,共12页
The Journal of Yunnan Administration College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为基层减负的关键问题及其化解机制研究”(20YJA81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