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三重依据

作为对人类当代生存困境和未来发展前景这一“世界之问”的“时代之答”,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间的殊相与共相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能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依据有三:一是理论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住了共同体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发展了人类文明基本形态的“类”规定性,其本质意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历史化、具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性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真正促成了人的“类”规定性的有机生成;历史唯物主义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论,真实推进了人类解放的历史事业;具体辩证地对待自身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坐标,切实促成了人的“类文明”的现实化。二是时代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西方资本文明开拓的人类生存共同体虚幻和狭隘的双重性质,揭露了西方资本文明的经济生产、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生态环境四重实存性危机,历史唯物主义地自觉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的时代迫切性。三是实践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关系、安全格局、经济生产、文化交流、生态保护等五个方面的构建策略,确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实践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