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社会治理中对公共性的反思是建立在如何协调“国家—社会”二元矛盾基础上的。从早期自由市场到现代全能国家再到晚近新公共行政的改革,西方治理语境中的公共性阐释与资本逻辑的自由化息息相关。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吸收西方政治理论,形成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的治理模式,更好地保障了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以包容性信任关系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建的组织方式,超越了西方多元治理主体竞争性参与的自由主义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信任、责任与互惠原则融入治理,以此强调风险共担、利益共担的共同体意识,从而对更好地发挥人的主体性、体现马克思主义公共性具有重要意义。
出处
《理论与评论》
2022年第3期79-87,共9页
Theory and Review
基金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政治哲学研究”(FJ2020C00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21CDJ0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