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语·里仁》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谈及道与生死的关系,由此引申出人身与价值的讨论。历代注家对此“道”的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礼乐文明的政治理想、顺随宇宙的大化流行以及道德主体自我实现三种。这三种阐释体现了儒家死生价值标准的变化更迭,而其产生的缘由,不仅是注家对死生理解的变化,更根本的是他们对时代思潮和社会需要的回应,形成了对个人及世界存在价值的形而上学建构。正是伴随着这种建构,主体的道德理性不断觉醒。
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8期20-28,共9页
Jiangxi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