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最深层的悲剧意识与最高层次的诗性超越,是魏晋士人的一体两面。悲剧意识是魏晋士人会通名教与自然、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内在驱动力,而诗化人生境界则是魏晋士人价值建构的最高境界。嵇康以先秦儒道两家为资源,在王弼新的“自然”概念的基础上,就“心”“性”“情欲”“智用”等有关人本身的“自然”进一步做了非常细致的探讨,为魏晋人的诗化人生境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在现实中尝试践行,有意识地将山水自然和音乐作为进入诗化境界的手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后世的文化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理论并不系统和缜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中又内蕴了对名教的肯定,这一内在矛盾是其深层悲剧意识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体现。
出处
《关东学刊》
2022年第4期147-160,共14页
基金
北京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专项资金项目“唐诗宋词的文化精神”(L19JBW3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