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齿”的抑扬:儒家礼法秩序的两难境地——以孟子与晚明管志道为例

先秦儒家在界定社会活动的秩序原则时构造了爵位、年齿、德行三个衡量标准,即三达尊。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有意将“道统”从政教分离的“儒者之学”恢复到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提出“君师道合”的主张,并在地方社会树立应有的身份制度。这种看似守旧的理学观点,实则是对科举异化后身份制度的反思调和:一方面提倡对不同层次的人应行不同方式之教化;另一方面则顺应了平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彰显了公共理论的突破。孟、管两人的观点,恰恰是周秦之变格局下儒家的两个互补面向,这种在经典与王朝、圣人与帝王之权威的摇摆不定,构成了新旧儒学的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