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脉络中探寻中国“有我之思”的方法--论《西方哲学中国化史论》的方法特点与启示价值

一19世纪末以来西潮冲击引起的社会变动,历来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关目。如何认识西学在中国的历史,在根本上关系到对现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理解。21世纪以来,作为认识对象的“现代中国”以及有关它的知识叙事发生深刻变化。当中国叙述不复昨日--不再受制于“救亡图存”危机意识与美国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强化文化思想自主意识成为精神重建核心问题,“西学在中国”的故事必得重述。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寻求“根据中国”来“重思中国”的思想实践蓬勃展开,其显要表征之一是在西学脉络中探寻中国的“有我之思”。“有我之思”即呈现鲜明主体性意识的理论思考,用以指陈中国人面对西学的基本情怀与理论姿态,强调西学接受中以“我”为主体的主体性意识。兹举一例,近些年,汪晖、许纪霖、张旭东等学者都断言“五四文化转向”的真正意义在于“觉悟”,表现为对19世纪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怀疑与再造新文明的理论自觉(追求普遍的“新”),而对西学的接受便是在这一前提下发生的参见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许纪霖:《两种启蒙: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许纪霖、刘擎主编:《中国启蒙的自觉与焦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4页;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3页。。他们共同揭示出中国人向西方求索时的“有我之思”,表明中国开始作为主体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