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论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项新发现时,曾认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他充分肯定了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等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的重大影响。经过近现代以来的不断发现、积累,如今出土文献的数量与质量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科学保护、学术研究和整理出版等方面,出土文献新材料的发现、整理与刊布已具备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出土文献的意义与价值正在形成新的历史地位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