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认识史的角度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全球风险社会的认识有三个界标:第一个界标是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布了有关“全球问题”的十个报告,分别从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断裂和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三个层面说明风险社会的特征,建构了风险社会的研究范式;第二个界标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研究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说明全球风险社会是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应用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科学技术发明和日常生活等领域的结果,于是,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就成为全球风险社会的内在机制;第三个界标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抗疫的状况挑战了人们在全球金融风险研究中形成的风险社会观念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这一挑战表明,人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把握全球风险社会的底层逻辑。因此,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险社会观念的变化,联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生命救治难题来研究今天的生命政治学,建构融生命治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于一体的治理观,应成为当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共同研究的重大课题。
出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北大核心
2023年第1期161-169,共9页
Marxism & Re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