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瓶梅》的高僧高道叙事具有双重叙事学意义。在世情叙事上,高僧高道叙事既彰显了明末宗教残存的崇高性,又揭示了宗教应有社会价值的缺位。在功能性叙事上,高僧高道既承担了预叙内容、推动情节发展、建构因果结构等叙事功能,又作为扁平人物传达了“可靠评论”。但高僧高道的先验性叙事阻碍了作者劝世用意的传达,而以人物行动为中心的叙事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缺憾,并使小说在宗教的规定性与人物的主体性间获得平衡。
出处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1期48-52,74,共6页
Journal of Jiujia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