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经生将文艺乃“经国大业”推向极端,《乐记》《毛诗序》及董仲舒都强调诗乐须有助于统治者“移风易俗”、经邦治国,《乐纬》还直接赋予不同乐器所奏之音以政治意味。汉儒对诗乐“化下”“刺上”的功能有深刻认识,《乐记》对乐教效果、对象有深入阐发,且形成“民心→乐→民心”的回环模式,此为《毛诗序》《乐纬》所赓续、发展;“刺上”作为士人阶层的文化政治策略,体现了经生试图以知识话语制衡政治权力、弘扬圣人之道的努力。汉儒并非没有认识到文艺的审美功能,但囿于政治环境与经学语境,不得直言、显言,故以政治、道德加以约束。
出处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22年第2期162-171,共10页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y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代经学与中国文论”(项目编号:13CZW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