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享以礼与极欢而罢——九部伎对元日宴会性质的影响

Ritual,Instrumental,or Entertaining?The Influence of Jiubu Ji on the Nature of the New Year's Day Banquet

文章以《大唐开元礼》中《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并会》《皇帝宴蕃国主》与《皇帝宴蕃国使》三篇体现唐代礼仪宴会等级与结构的文本为经,以唐高祖至玄宗时期九部伎曲目及其演奏记录等史料为纬,将元日宴会与宾礼宴会仪式中的音乐呈现为三个相辅相成的部分:元日宴会中雅乐的仪式功能、九部伎以乐队制度为主的性质对其仪式功能的限制、以及宾礼宴会中九部伎的娱乐功能。并以此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元日宴会仪式中的九部伎在仪式功能上弱于雅乐,进而妨碍了九部伎在传统礼乐制度建构中的积极作用;其二,将九部伎纳入元日宴会的礼典文本既得益于宫廷宴会音乐的礼娱双重性,也体现出唐前期音乐实践中九部伎的重要性。但相对于传统雅乐,九部伎降低了元日宴会的仪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