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初期以来,在传统民族志中,研究者往往是“离场”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成果由单纯的“呈现”变为“理解”和“阐释”,研究者在民族志中逐渐地“在场”和“入场”,成为实验民族志和自我民族志的标志性特征。另外,从知识系谱上说,民族志中研究对象从“他者”到“我者”的转换主要源于人类学研究本体论的人文转向以及研究者“自我他性”意识的不断自觉。
出处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3年第2期54-62,共9页
JOURNAL OF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