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汉在论证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将经典中的“二王之后”落实到现实制度中,不仅完成了“通三统”观念的制度实践,也确立了此后王朝政治的制度传统。其中,因时势变迁,殷人之后殊难定断。儒臣遂有以孔子之后继殷统之论,但其证成过程颇费周折。从汉元帝时的匡衡到汉成帝时的梅福,再至成帝末年“推迹古文”,孔氏殷后之说不仅需要论证孔子之后承继殷统的合理性,而且需要探赜索隐经典中有关孔氏殷后的世谱证据。其间,《春秋》三传为此提供了基本理论与基础证据,并显示出《公羊》学的核心地位以及古文经典渗入王朝制度塑造的兴起过程。但儒者在援经为用的过程中,并不注重经传解释之间的差异,充分显示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色彩。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通史研究”(18ZDA0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