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4))成为可能?思考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路径,看清中国史学的学术底色,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必要且迫切的。
出处
《史学理论研究》
北大核心
2023年第4期17-23,共7页
Historiography Bimonth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