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作者
吴晓群
郭晓东
Wu Xiaoqun;Guo Xiaodong
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北大核心
2023年第4期149-156,共8页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春秋》三传学术通史”(项目号:19ZDA25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