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谣》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书写乡土更新、革命沉浮、家族变迁、个体成长的长篇小说,也不只是一部带有地域特色、民间色彩的作品,作者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以文学的形式重述乃至重建现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革命中国的历史。与通常的当代历史叙述不同,《民谣》秉承究天人、通古今的历史精神,赓续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诗教遗风,将当代历史纳入源远流长的文化命脉之中,写出礼乐中国的现代新命。作者不以今释古、以西释中,而是在道术为天下裂的现代性语境中,在历史的断裂与连续处,从内在于传统自身的文明论视角,深入古典、启蒙和革命传统内部,在精神的辩证运动中沟通、整合不同传统,以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形式和见微知著的文章笔法,重建了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内在的中国叙事。《民谣》不仅为“新‘小说革命’”提供重要文本,也对回应当代重大思想问题、应对当下精神文化危机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基金
昆明学院引进人才科研项目“儒家伦理与1980年代文学关系研究”(项目号YJW23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