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董其昌草书之所以被晚明以降广泛接受,既有后世在追加阐释中的“附益”因素,更得益于董氏对自我草书形象及审美范式的有意建构及经营。其通过超越式临古的取法模式,在笔法上占据话语权且彰显正统形象,于墨法上调和“淡”“神”之抵牾,并借鉴绘画墨法以丰富草书的表现力。同时,输出“古淡”“萧散”的草书审美标准与风貌,并运用规避“信笔”及减少“狂草”创作等方式,以扬长补短建构自身的草书审美范式及其合法性与优越性。
出处
《中国书法》
CSSCI
北大核心
2023年第9期134-147,I0001,I0002,1,共17页
Chinese Calligraphy
基金
二〇二一年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2021K247B)
二〇二二年教育部高教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2060409225345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