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发生的“二徐之争”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桩著名公案。论争一方的徐悲鸿在《惑》中批评塞尚、马蒂斯,与他留法前后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态度一脉相承。彼时在欧洲借鉴日本经验、推行国际交换展览计划的刘海粟可能是徐悲鸿激进言论的导火索,徐悲鸿的激烈情绪也与其“劝建博物馆之运动”受挫的个人际遇有关。徐悲鸿1926年在中华艺术大学演讲中对塞尚、马蒂斯的称赞则有悖其一贯的否定态度,可能是其归国之初试图在充满人事、话语竞争的上海西画界谋求一席之地的权宜之计。一年之后,在中华艺大主办的美术联合展览会上,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素描所遭受的批评说明这种搁置异议的状况难以维持。归国后徐悲鸿对留日派的批评以及刻意标榜的革新姿态,则是对国内质疑声音的一种回应。
出处
《文艺研究》
北大核心
2023年第10期136-160,共25页
Literature & Art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