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租界与现代性

与历代遗民遁入山林不同,清遗民大都避居租界。就租界的形态来说,它首先是现代都市。民国初年,沈曾植在上海租界的“楼望”诗,创造出融合了租界、城郊与中国古典佛道资源的“寓意”世界,既包含着现代性体验,又是对现代性体验的疏离、反抗或超越。及至一战爆发,德、日构兵,这又导致了周馥等清遗民从青岛转往天津的避地之旅。从一个租界逃到另一个租界,使清遗民在“去国离乡”“托庇外族”的双重意义上变成了“流人”,也使以武力输送“文明”的帝国主义逻辑被展现出来。清遗民托庇租界,在此坚守、哀悼被流放的文化,有一种肉眼可见的张力。推原始末,租界最吸引清遗民的,未必是它的舒适、奢靡,很可能是它虽然高度现代化,但与租界以外的地方相比,其意识形态却隐蔽、含混,而被清遗民视为是包容性的。对清遗民而言,租界就成了悖论式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租界的悖论也正是现代性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