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沈从文创作小说《丈夫》的1930年是左翼文学、海派文学风起云涌的一年,而沈从文既没有选择从政治化的角度来表现城市的罪恶和农村的凋敝,也没有从现代都市的角度来表现商业的繁华与道德的衰败,他从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出发,以丈夫送出妻子之后身份的迷失到带走妻子之后身份的重新建构为故事主线,使作品显示出多重韵味:家庭经济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困境逐步驱散了以往的纯朴人性,使得“丈夫”的身份迷失;而美好本性的一步步被唤起又推动丈夫寻回自我。而沈从文所做出的诸多努力表现出:丈夫送妻成妓并不能彻底解决乡村人所面对的经济困境,也无法掩盖转型时期中国城乡文明冲击下所显露出的种种矛盾。最终,丈夫身份的重新建构虽是美好人性复归的必然之举,但也只不过是城乡文明冲击下的权宜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