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杜甫献《三大礼赋》后为玄宗所赏却并未立即授官的问题,学界有拖延、作梗和守选诸说,却均不能完满地解释个中原因。实际上,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明确交待了自己献赋受赏却未授官正是由于李林甫的“忌刻”。然因旧注家未能找到天宝十载李林甫“忌刻”文士的史实,故只能以天宝六载的“野无遗贤”事释之,这种注释中的史事错置最终转移并遮蔽了研究者的视线,遂使真相失之眉睫。今从《册府元龟》所载天宝间历次求贤诏书及杜甫相关诗文考知,杜甫献赋求仕、召试文章背后正是天宝十载怀才抱器举人群体应诏之事,李林甫出于对文士的忌惮,延续了对文士的打压政策,再次将应诏文士全部斥落,故杜甫虽为玄宗所赏,却仅得出身,并未授官。
出处
《文学遗产》
北大核心
2023年第6期37-44,共8页
基金
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杜甫生平事迹新考”(项目编号21YJA75102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