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贞元末至元和末,韩愈先后被贬阳山、潮州,其心理性格及诗歌风格均发生明显变化。阳山之贬时,韩愈面对的主要是在他看来属于暗中使坏而随之失利的一拨“群小”,故其所作诗歌讽喻与指斥并行,复仇与扳援同在,由此形成突出的政治性、攻击性特点。而潮州之贬时,其所面对的乃是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除政治强权的压力外,其内心深处也未尝不包括因《上佛骨表》言行不敬而产生的自我反思以及借助传播将悔过态度上达天听的意图,故其诗作自悲自叹中杂以自悔,生命忧恐中伴以求情。前者郁怒愤懑,劲气直达,所写物象、景观多险怪动荡,展现出奇险豪横的风格;后者则颇为收敛,险怪描写减少,郁怒之气渐收,其风格趋向悲缓平和。同时,这种变化也与两度南贬时作者之年龄、心气变化有关。从韩诗创作的整体情形着眼,不难发现韩诗风格的变化不只限于两次贬谪。大约自元和中后期开始,韩诗在选材、描写、气格上都发生了若干由强直豪横向平和冲淡的转变,而韩愈贬潮诗风的改变,既与此一整体走向吻合,也为此一走向发挥了某种助推作用。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3年第6期30-36,共7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古流贬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AZW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