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撰序言中有一段至今广为流传的文字:“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当是时也,作为敦煌学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和陈垣等已意识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而这一新潮流倒逼了本土学者从材料、视野、观念、方法诸层面的全面革新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