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百花文学代表作品《红豆》与俄国作家拉夫列尼约夫于1924年发表的《第四十一》两篇文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跨阶之恋”这一题材模式——一对立阶级青年男女“情投道不合”终致生离抑或死别结局,来书写革命女性扬弃私人小爱、皈依集体大我的神圣时代命题。两部作品于文本内外鲜明的互文性使得指向“阶级性”与“人性”话语运作及呈现形态异同的对照讨论成为可能。借此,本文由所涉概念的历史脉络切入,力图探询阶级话语是如何在异质同构中塑造了两篇文本的显在主题动机,而在场域设置、结构布局、叙事视点、修辞表达等具体叙事运作中“人性”话语的介入又何以使个体感性形象大于革命理性、使爱情审美化肉身化一面逸出政治寓言。阶级和人性话语来往回合、交锋联袂所塑就的多重暧昧叙事形态,可以被视作一种意味深长的症候式表达,宗璞与拉夫列尼约夫殊异的话语资源背景亦使之传递出不同艺术质地的情感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