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神君碑》文是一位被称为“李神君”的四川蓬溪县地方神明的传记,为扶乩所出。碑文主角李神君主读书人仕籍得失。碑于南宋壬辰(1172)扶出,为当地儒生集团主导;它与蓬溪县刘安胜道士团体扶鸾出道教文昌帝君(张神君)系列道经的事件几乎在同时同地发生,但两位神明的命运却截然相反。李神君是失败的文昌,但并不是沉默的神明。本文以碑文为出发点,结合道教与地方叙事,探讨微观社会情景下李神君的命运,借此一窥宋代以降地方道教所面临的短期和长期的微观情景和动力。文昌帝君成为获“国封”和“道封”的高级神明的过程并非如大传统叙事那般流畅明快,而是卷入政治与权力、中央与地方、正统与民间种种关系的具体博弈之中;宋代以降的道教正统凭借国家权力,捍卫了中古以前的道教神学传统,并制定了地方神明的准入标准;被拒绝的神明则在多种权力的博弈中继续生长,在地方社会信仰生态中发育成“双中心”祭祀模型,二者独立而又互相影响的祭祀样态和逻辑构成了多层面相的中国宗教和神明体系的整体。
作者
胡锐
陈颖
Hu Rui;Chen Ying
出处
《宗教学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23年第6期229-236,共8页
Religious Studies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教二十四治历史地理及其文物调查研究”(22BZJ04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