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人著述叙录研究——以歙县“三洪”为例

清初社会由乱而治,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政府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而确立社会道德藩篱;另一方面则倡导“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这既有政治经济的推动,也有内在理路的顺应;既有政府主流意识的引导,也有民间地方学风的辅助运行。[1]因此,乾嘉时期考据学由涓涓细流而蔚为大观,可谓盛极一时。徽州朴学繁荣昌盛的原因,不仅与地域学风的积淀与复苏息息相关,而且与一批诚尽笃学的饱学之士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