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舆继承了晚清多重学术传统,而其《春秋繁露义证》侧重疏释文字,大体排斥公羊学理论。针对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苏舆重释了董仲舒的“改制”说,基本不认同何休的“三科九旨”。他试图回归孔、孟,但所作阐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也存在着一些误释。从经学系谱而言,苏舆的主要角色是批评而非发展公羊学。尽管如此,《春秋繁露义证》的文字考释多有成就,有裨于纠正晚清以来公羊家肆意将学术政治化、工具化的偏颇。
出处
《求索》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37-47,共11页
Seeker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史视野中的近代经学研究”(项目编号:19AZS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