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荆公文章繁富,所作记体文亦杰出。他的经藏记《真州长芦寺经藏记》与《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其区别于北宋同类之作的特殊处,或在于打通释教与老庄的界限,相关方面比起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早了三十余年。其修城记亦颇有新意。《桂州新城记》将城之不守与礼义缺失二者之间相联系,细究其写法,受欧阳修《本论》的影响较深。明人“文本经术”的评价,也并不仅见于这一篇。综观王安石记文思想与具体写作,他对合理、合体的重视是相贯的。在评价记体文时,王安石最著名的言论是“先体制”而后工拙。不过结合其记体文的实际品评,对体制的重视不仅限于尊体、破体的层面,还包括说理的新颖恰当、见识的高明有素、寄托的准确深远等诸多方面,以此脱记体文之俗。
出处
《文学遗产》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104-116,共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