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天津营田运作的制度惯行与群体博弈

晚明时期为纾解民力、筹措军饷,朝廷重提屯田。天津此际被部分官员塑造为“水田裕国”之“典范”,期以迅速在京畿铺展水稻耕作。其耕作模式因与天津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规律相违背,最终沦为不可持续的“无益”之举。部分南方官绅及其话事人漠视兵民生计,强行将京畿水稻种植提升至明朝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战略高度,凸显了他们意欲以地域之外经营水田、移籍南农等方式掩饰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人地紧张、阶层对峙等突出问题的真实内核。由此,得以审视明亡前夕地域内外、军民官绅、党争皇权间正常与非正常的复杂博弈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