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媒介深度嵌入乡村的生产生活,使乡村体育文化的传播发生重大变革,在治理层面出现机制与价值的转向。聚焦贵州“村超”这一媒介化的乡村体育赛事,采用深度访谈法,剖析其媒介传播与治理实践,发现普通村民作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内生型组织主体的整合与团结效能以及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是“村超”在新媒体环境中赢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因素。进而归纳提出媒介化机制影响下内生性乡村文化治理的框架,指出村民个体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村庄共同体组织性的激活以及内生型的地方文化传统是乡村体育文化治理潜能得以发挥的三个关键方面。
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161-168,共8页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基金
国家体育总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00SS13061)的研究成果。